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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现代学术的古典学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正式进入我国，但这只是近现代中国对西方古典的一种接受方式，今天看来也未必是最富成效、最具建设性的接受方式。自明末耶稣会士入华，或更近地说，从清末民初直至今日，统观其它各种类型的接受方式，我们才能发现西方古典及古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真正意义与效用，接续古典学作为“古典精神之学”的学脉。

这并非简单地让古典学去学术化，而是要去学院派的专精化和碎片化学术，让古典学术回归对古典精神的探求和掘发。学院派古典学内部，如同学院派哲学内部，只存在专家和专家之间的言谈，而且专家的领域越来越窄，他们之间的言谈越来越技术化，变为专精而极为狭隘的碎语。这一切正在扼杀古典学术的生命力，犹如近亲繁殖让它渐趋萎靡。

古典学术的生命力要靠当代文化的刺激来重振：面对非专业却有思想的公众（而不是专业却无思想的专家）言说，改变他们的旧思想，激发新思想。因此，古典学术要直面当代文化，回应当代文化面临的问题，依托古典精神来介入这些问题。惟有如此，古典学术才会重获勃勃的生机和整全的眼光，与古典学的其它路径（例如言传身教、创造性的翻译、古典题材的艺术创作、古典思想的再发明）一道，共同组成真正的“古典精神之学”。